曾国藩:读书治学,有志有识有恒

曾国藩:读书治学,有志有识有恒
原标题:曾国藩:读书治学,有志有识有恒 曾国藩故居·富厚堂 曾国藩一生问学不辍,不管是在京任翰林、侍郎的闲职期间,还是在寸心忧灼的戎马之时,他始终能读书谈学如平时。正是这样的孜孜不倦,他才积累了可堪“匡时救世”“肩任天下大事”的渊博学识和丰富经验。 曾国藩终其一生,以读书自娱,对读书人的了解可谓概莫能逾。他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对读书人应具备的最基本品行做了这样的概括,他说:“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,第二要有识,第三要有恒。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;有识则知学问无尽,不能以一得自足,如河伯之观海,如井蛙之窥天,皆无识者也;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。此三者缺一不可。” 显然,曾国藩认为“有识”是读书人难得的品质,它是经过长期的孜孜以求才能形成的见识。而“有志”在曾国藩看来,即读书人必须有不甘落伍、超群拔萃的远大志向;“有恒”即必须持之以恒、发奋努力、坚持不懈。对这两点,曾国藩认为读书人只要努力是可以具备的。曾国藩对此身体力行,充当其弟弟们的表率。在京为官期间,他就指出:“人苟能立志,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。”“我欲仁,斯仁至矣。我欲为孔孟,则日夜孜孜,唯孔孟之是学,人谁得而御我哉!” 可见在曾国藩眼里,一个人是没有干不成的事业的,关键要看他有没有志向。一个人树立了宏大志向,他便有了持之以恒、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。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,在京时期,曾国藩虽已是朝中大员,但仍能给自己规定每日必修的课程,发奋读书,砥砺于学,“每天发奋用功,早起温经,早饭后读二十三史,下半日阅读古文。每日共可看书八十页,皆过笔圈点。” 有了奋发向上的志向,曾国藩从来不计较读书的条件,道光二十二年十月,曾国藩弟弟们来信要离家外出,找一清静处读书,结果遭到曾国藩的严厉批评,他说:“且苟能发奋自立,则家塾可读书,即旷野之地,热闹之场亦可读书,负薪牧豕,皆可读书;苟不能发奋自立,则家塾不宜读书,即清净之乡,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。何必择地?何必择时?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!” 显然一个有志之人只要立了志向,就是在最艰苦的环境下,都能够找到读书的乐趣。 一个胸怀远大志向的读书人,尽管对知识和真理有一种锲而不舍永无止境的探求精神,但就读书来说,还必须掌握一定的方法。表面看似简单的读书,曾国藩却并不这样认为,他把读书的方法,分为看、读、写、作四个步骤。他说:“读书之法,看、读、写、作,四者每日不可缺一。” 咸丰八年,曾国藩在与其子曾纪泽的塾师邓寅阶探讨关于曾纪泽的读书方法时,曾对如何读书做过精辟的论述:“小儿纪泽颇事看书,不好制艺。吾意学者于看、读、写、作四者缺一不可。看者,涉猎宜多宜速;读者,讽咏宜熟、宜专。看者,日知其所亡;读者,月无忘其所能。看者,如商贾趋利,闻风即往,但求其多;读者,如富人积钱,日夜摩挲,但求其久。看者,如攻城拓地;读者,如守土防隘。二者截然两事,不可阙,亦不可混至。写字不多则不熟,不熟则不速,无论何事均不能敏以图功,至作文则所以瀹此心之灵机也,心常用则活,不用则窒,如泉在地,不凿汲则不得甘醴,如玉在璞,不切磋则不成令器。今古名人,虽韩欧之文章,范韩之事业,程朱之道术,断无久不作文之理。” 曾国藩故居·富厚堂 曾国藩要求读书人应该首先能够博览群书。为能广泛涉猎,一个人在看书时要抓紧时间,提高阅读速度,他批判了当时世间流行的“读书在精不在多”之说。曾纪泽阅读《汉书》太慢,曾国藩指出:“每日至少亦须看十页,不必惑于在精不在多之说。今日半页,明日数页,又明日耽阁间断,或数年而不能毕一部。如煮饭然,歇火则冷,小火则不熟,须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。甲五经书已读毕否?须速点速读,不必一一求熟。恐因求熟之一字,而终身未读完经书。” 曾国藩教育曾纪泽抓紧时间读书,提高效率,这并非让他读书不求甚解地加快速度,而是要他在理解的基础上提高速度,他曾对曾纪泽说:“尔读书记性平常,此不足虑。所虑者第一怕无恒,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,并未看得明白。此却是大病,若实看明白了,久之必得些滋味,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。尔不必求记,却宜求个明白。”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,读书人皆以应试科举为先务,应付考试成为他们读书的唯一宗旨,凡与考试无关的书籍一概不闻不问。针对当时的时弊,曾国藩告诫自己的弟弟说:世人“大抵为考试文章所误。殊不知看书与考试全不相碍,彼不看书,亦仍不利考如故也。我家诸弟此时无论考试之利不利,无论文章之工不工,总以看书为急。不然则年岁日长,科名无成,学问亦无一字可靠,将来求为塾师而不可得。或经或史或诗文集,每日总宜看十页。男今年以来无日不看书,虽万事丛忙,亦不废正业。” 只要是自己选定要读的书,曾国藩认为一定要从头到尾通看一遍,一部书没有看完,最好不可改读他书。有些人看书喜欢东翻一翻西翻一翻,这儿抄一段,那儿抄一篇,曾国藩认为这是万万不可取的,这是读书人最忌讳的,倘若这样,人们就很难把握这部书的全貌,自然也就不能分辨出书中的精彩与不足。 除了大量的阅读以外,曾国藩还十分注重读书的第二个步骤“读” ,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对书或文章进行精读。他认为有些书如果你不高声朗诵,你就不可能感受到文章中雄浑豪迈的伟然之气,而有些书如果你不潜心低吟,你也不可能体察到文中深远的意境。对于这些作品,最好还是熟记于心中,只有这样才能从内心接受其中道理,做到“月无忘所能” ,在自己写作时,才能把其中的经义自然流露在自己的文采当中。但曾国藩在主张精读的同时,十分反对死记硬背,为背书而背书,或为买弄学问而背书,他说:“吾谓读书不求强记,此亦养身之道。凡求强记者,尚有好名之心,横亘于方寸,故愈不能记,若全无名心,记亦可,不记亦可,此心宽然无累,反觉安舒,或反能记一二处,亦未可知。” 曾国藩十分看重读书的第三个步骤“写” ,这也是他从长期的读书生涯里总结出的心得。曾国藩写字十分迟钝,在紧张繁忙的军务之中,觉得很是误事,因而他一再要求曾纪泽在大量阅读的同时,每日还必须有一定时间来写字。这写字不单指临帖习字,更多地是指对于过目书籍,对于那些有心得或是疑惑不解的地方,略作札记,亦即将它们“写”出来,以备将来考证。他认为每日最好能写一万字小楷,手底下才算有了功夫,这样不但写字熟练快捷,而且可养成办事干练的习惯。 富厚堂藏书楼 至于读书的最后环节“作文” ,曾国藩认为无论一个人将来成就什么事业,没有不作文章的,也没有不是从作文章开始的,所以每一个人只有常作文章,才能把自己平时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成自己的学识,思想才不至于窒息,考虑问题才会全面,才能细致入微。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文风一般在三十岁时就已成规模,因而在此之前一定要在作文章上很下功夫。他要求曾纪泽无论是诗赋还是文论,定期要写上一篇,三百、五百、八百字的都可。少年作文,不怕写不好,怕的是不作文章,你越作不好文章,以后越不愿意作,这样你的文章就很难长进,学问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,当然更谈不上显示才华了。因此他指出:少年作文“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过时不试为之,则后此弥不肯为矣。” 掌握了读书的基本步骤之后,读书人就可以学有所成了吗?显然曾国藩并没有以此为满足,因为这并没有达到曾国藩想要达到的读书境界。曾国藩认为一个学者要想读有所得,读有所成,你就必须在读书的时候使自己进入“虚心涵泳,切己体察”的意境当中。 所谓涵泳,曾国藩认为这很难领悟,他说涵者,就是指人们在读书时,要像春雨滋润着鲜花、渠水灌溉着禾苗一样,水既不可过多,也不可太少,只有恰到好处,才可使鲜花、禾苗滋润而勃发;泳者,是指人们读书的时候要能体会到如同鱼儿畅游在水中一样的乐趣,抑或如同人们用水洗去脚上污泥一样的舒畅心情。所以他说:“善读书者,须视书如水,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濯足,则涵泳二字,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。” 说到切己体察,曾国藩主张要想真正理解书中所讲的道理,读书之人还必须切身体验,要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联系自身的实际,逐步加深理解。因此他主张“读史之法,莫妙于设身处地。每看一处,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。” 虽然曾国藩一生读书不倦,已经达到了他所说的虚心涵泳的读书境界,但虚心涵泳和切己体察两者相较,曾国藩更注重后者,更注重用社会实践来考察书本知识。一天,曾国藩和诸将谈论兵法,他发现对于军中阵法,虽然人人目睹亲历,但看法迥异,于是他便推断出“古来史传不足凭信,亦如是矣。”因此他认为二十三史中,除了司马迁、班固外,都是文人凭想象写出来的,他们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战阵,因而随意编造,是不能全信的。 于是,他在读《通鉴》时根据自己的经验,把不可信的地方都用笔标出来。即使对历来史家最推崇的《史记》 ,曾国藩认为人们在读它的时候也应该用实际的眼光辩证地看待它,切不可盲目崇信,他说:“儒者记兵事以迁为最善,迁史以《淮阴传》为最详,其中如木罂渡河,沙囊壅潍,国藩颇疑其并无是事,今临晋之黄河尚在,果木罂所能渡乎?沙囊堵水,溢漏如故,断不能顷刻成堰,水大则不能忽堵忽决,水小则无损于敌。以物理推之,迁书尚可疑如此,则此外诸史叙述兵事,其与当年实迹相合者盖寡矣。” 我们暂且不论《淮阴传》中的故事是否属实,单就曾国藩这种以实际经验考究历史、读书务实的精神就足以称道。他更反对生搬硬套地使用书本知识。湘军有一叫吴士迈的营官,他摘录了二十三史中有关战争的记载,编辑成册,打算把它作为治军的蓝本。曾国藩知道后,立即写信给该军的统帅李元度说:“军事是极质实之事” ,“若以编辑二十三史成书为治军蓝本,则门径已差,难与图功。阁下与之至交,须劝之尽弃故纸,专从事于点名、看操、查墙子诸事也。” 富厚堂正宅大门 曾国藩这种在读书治学上的务实精神,使他对各种学问从无门户之见,对众多学术派别都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,只要一切有利于自己经邦济世的,他都加以吸收和利用。他推崇理学、汉学,嗜好古文,对经济之学又情有独钟。长期的勤奋努力,使他在各个方面都卓有成就。对考据学的钻研使他形成了很深的文字功底;对古文的钻研,使他的诗文为一世所称颂;对理学的崇信,使他成为世人楷模;对经济之学的探求,则使他的军事政治才干鹤立于朝野之上,让众多以学问出身的湘军将领唯命俯首。由此可见,曾国藩的成功,无不是以读书问学开始。尽管世人读书各有其道,但曾国藩的读书治学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。 ◎本文图源网络,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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